穿瑜伽裤的番号176,激荡瑜伽

舞惊人 2022-12-08

文/李觉

李觉,湖南长沙人。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,后投唐生智,曾参加北伐战争。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对日作战,屡立战功。历任国民党高级将领。1949年与程潜、陈明仁等于湖南起义。新中国建立后,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ニ十一兵团副司令员,全国政协第二、三、四届委员,第五、六届政协常委。

我姓李名觉,号云波,在家时又名淑志。湖南长沙人。祖父母去世早,无叔伯。父亲因家境艰难,读书不成,改为经商,流寓云南一带。我母亲是云南景谷县人,共生一女三男,我是最小的一个。我生于1900年旧历五月初十。当时,正值八国联军攻陷北京,景谷县接近英属缅甸,父亲为安全起见,护送我们母子回到家乡长沙。在城里购置一所房子,在乡下买得水田15亩。安置妥贴后,第二年父亲又去云南继续经商,不久即病死在昆明。当时,我只两岁,最大的是姐姐,也只9岁。母子们无依无靠,幸亏家有薄产维持。母亲勤劳节俭,生活严肃,具有极端忍苦耐劳的倔强性格,又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妇女。母亲这些可贵的品质深深影响了我,使我从小养成老实诚恳,不畏艰难的好品德。母亲为了教子成名,光宗耀祖,千方百计让我们兄弟读书。两个哥哥学工科,而我则经历了曲折的求学道路。

求学时代

1906年,我入县立初小读书。当时已经废除了科举,创立了新学,学堂不收学费,但还是要拜孔夫子。

穿瑜伽裤的番号176

我10岁那年,进人县立高等小学,每年仍要参加祀孔和祭天的典礼。这些旧的教育,使我更加习惯于循规蹈矩,守礼奉法。第二年,辛亥革命爆发,我才11岁,谈不上受到多少革命影响,但社会动荡使学业荒废了。至1912年高小毕业时,我有好几门功课不及格。母亲非常着急,节衣缩食,为我聘请良师在家补习了一年,两位学工科的哥哥也利用假日为我补习功课。

1913年我终于考取了长沙修业中学,一读又是3年。由于小学基础没有打好,中学课程又十分繁重,我对读书越来越不感兴趣了。正好这时北京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招生,我请邻居的一位军官帮忙,竟然考上了这个学校。

1916年,我第一次离开母亲到千里之遥的北京入学。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和兴奋。学习不到半年,到1917年7月张勋复辟,京城大乱,无法上课。停学半年,局势平稳后,重新入学。两年后,爆发了五四运动,同学们纷纷卷入其中,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我当然也不例外。北洋军政府不许学生“闹事”,派了一连士兵来“保护”学校,不准外出集会,不准看报会客,接电话都有限制……这样变相地把师生们关了一个多月后,又决定提前放假,各自回家,到下半年オ复学。这次爱国运动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,第一次懂得了“爱国光荣,卖国可耻”,懂得了民主和科学救中国的道理。

1919年底,我在这所军校毕业,被分配到山东省境边防军第二师当入伍生。这是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的一支新军,全是日本装备,并有日本军事教官负责上课。但我们这批经过了“五四”洗礼的入伍生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主精神,因此常常与日本教官的霸道行为发生龃龉,激起纠纷。连我这老实人也常常受到他们的责罚,使我很不安心在此服役。半年后,发生了直皖战争,段祺瑞战败倒台,这支新军也就解散了。于是,我和十几位湘籍同学决定回湖南,回到革命气氛较浓的南方家乡去参加革命队伍,免得受外国人和北方人的窝囊气。

从军初期

1920年11月,湖南已由赵恒惕取代谭延闿担任省督军兼总司令。他倡导与四川等省搞联省自治,并对湘军实行整编。我回到长沙后,即和同学们去找当时湘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团长唐生智,说:“唐团长,我们已找到一份工作,每月津贴大洋10元,请您帮忙作个转荐。”唐生智听后,半天没做声,最后才说:“良相出自州牧,猛将来自行伍。想带兵的人,要先到士兵当中去磨炼,不要只顾浮在上面多赚钱。”于是,将我们分到一个营去当排长。

这个梗出自《隐秘的角落》,爬山穿瑜伽服不利于血液循环。一般来说,我们以前穿的宽松的裤子,稍微有点弹力都可以当作瑜伽裤,针织的、棉的、麻的都可以。裤子最好是有抽绳的,长度可以根据需要自由调节。瑜伽裤简介:一般来。

这个营是新从嘉禾收编过来的土匪部队,士兵毫无纪律可言,生活作风也非常腐败,是当时唐团中唯一的一支烂部队;全靠营长周至柔(湖南郴州人,保定二期毕业)和几个从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排长在里面撑持着,骨干力量显然不够。唐生智将我们分配进去,是抱着很大期望的。但我们当时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。“嘴上无毛,办事不牢”,士兵们认为我们这些当官长的人没有胡子,是没有足以震慑部队的威风煞气的。因此,讲话无人听,做事无人帮,使我感到非常苦恼。唐生智总是宽慰我们,鼓励我们,说:“你们把老姜烧热了去烫嘴唇,可以烫出胡子来的。不信,你们试试看。”同学都知道这是句玩笑话,但我信以为真,老老实实地去试了一试。结果,当然什么也没有烫出来。幸亏几个老排长是云南籍人,我也算有半个云南籍,同事加同乡,自然好相处。我当时牢记唐生智要我们去士兵中磨炼的训话,不怕吃苦,不摆架子,经常和老排长们一起与士兵们玩游戏,作劳役。那些土匪出身的士兵,虽然言语粗俗,动作野蛮,但都很识好歹,很讲义气,因此很快就信服了我们,还亲切地叫我“小排长”。行军打仗时处处照顾我、保护我。

1921年夏,湖北发生宣武兵变。鄂省国民党党员李书城、蒋作宾等与鄂军师长夏斗寅密谋驱逐湖北督军王占元,怂恿赵恒惕联合四川刘湘共组“援鄂军”,约定事成之后设三省联省自治政府于长沙。6月,赵恒惕调齐各路湘军北进至岳州羊楼司,王占元宣布下野(据《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》记载,王占元于1921年8月免职)。但驻节洛阳的吴佩孚却荐肖耀南为鄂督,并派四艘兵舰,由水路进攻岳州,大败赵军。当时,唐生智已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,率兵冲在最前面,我也随在其中。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激烈的战斗,心中未免有些畏怯。但看到唐生智总是以身作则,进攻在前,退却在后,深受感染,也自动请求和唐生智一同断后。唐问我:“怕不怕?”我说:“旅长不怕,我怕什么?”唐生智点头赞许,此后对我十分器重。这年10月,即派我到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去深造;但读了三个月后,直奉又发生战争,学校又解散,我又回到唐旅长第三团第八连当连长。一个月之后,局势平稳,我才又去保定带职复学。

1922年5月,我在保定军校毕业,回原部队继续担任连长。该团团长是刘兴,他具有极端严谨、一丝不苟的军人特性,平日腰杆挺直,一点不弯;对内务整理绝不马虎;打起仗来也和唐生智-样,身先士卒,非常勇猛。这一切,都对我产生极好的影响。

穿瑜伽裤的番号176

这时,何键在唐部担任骑兵团团长。他原先也只是谭延闿部下一名排长,吴佩孚南进占领省城后,赵恒惕派他回醴陵老家打游击。他由一支九响枪起家,和张国威一起,从北洋军手中夺枪扩军,到1919年已发展成拥有一千多人枪的队伍。时任湘军总司令的程潜招他为旅长,后因程潜下台,而被唐生智收编为骑兵营营长。此后,他随唐生智作战,屡有战功,得升团长、旅长。他有五个女儿,大女何玫秀外慧中,颇有见地,立志要嫁一个老实忠厚的年青军官。于是由唐生智作伐,我和何玫订立了婚约。1923年夏我和何玫在长沙结婚。婚后不久,谭赵战争又起。这年7月,谭延闿在广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为号召,组织“讨贼军”,赵恒惕则以维护联省自治的省宪为名,组织“护宪军”。两军相峙,赵恒惕一面派叶开鑫抵御湘南谭军,一面派唐生智、贺耀组对湘西蔡钜猷军发起攻击。开始时,赵部一师师长宋鹤庚、二师师长鲁涤平以及旅长吴俭学、谢国光等均纷纷附谭倒赵,声势浩大,赵督岌岌可危。幸有唐生智挺身而出,在打败蔡钜猷后,又与叶开鑫、贺耀组等一起奋力作战,将谭军及宋、鲁、吴、谢等部一古脑儿赶出了湘南,赶到了广东。这时我还在刘兴部下,不恋新婚燕尔,奋勇当先,立下了战功,被擢升为第二旅第十四团二营营长。

1924年,唐生智被赵恒惕任命为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,驻衡阳。唐实力不断壮大,所部扩充到四个旅,十五个团,达五万人枪;以刘兴、李品仙、何键和周斓分任第二、八、九旅及警备旅旅长,成为湘军中最具有战斗力的队伍。这一年,我被调到第九旅第二十七团三营当营长,从此归属到何键部下。同年秋天,赵调第四师到广西支援陆荣廷打内战。唐生智对此不感兴趣,只派了我等少数几个营的兵力,到全州附近的黄沙河,将被李宗仁等打败了的陆荣廷接到永州,即算完成使命,不再深入桂境。

1925年,第四师的官兵在唐生智亲自倡导下,全部加入了佛教,实行“五戒”(即戒偷盗、戒妄语、戒乱杀、戒邪淫、戒酗酒),我也虔诚地参加了这一斋戒行列。当时我们这些营以上的军官,绝大多数都由衷相信唐生智、顾伯叙先生所倡导的“自利利人,救人救世,猛勇精进,慈悲喜舍”等宏愿及大无畏精神,相信这是修养军人身心最好的教义。加之,顾先生精通佛学密宗,尤会瑜伽气功,能够飞身腾跃,更使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当时这些很科学的特异气功,被一般无知的人说成是邪术,唐、顾等人因不愿泄露密宗真义,也不肯多加解释,只是潜心修正道,如实知自心。其时,顾先生专心致志于此,对唐生智的具体军政事务并不过问,只是帮唐分析大局,顺应时势,这对唐生智及我们第四师后来终于进一步倾向革命,参加北伐是起了很大作用的。

1926年初,唐生智在湘南掀起讨吴驱赵运动。3月,赵通电辞职,唐生智到长沙就任代省长。4月,吴佩孚援赵,率军南下,我们在唐生智指挥下奋起抗击,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。6月,唐生智在衡阳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,所属第二、八、九旅及警备旅改为第四、五、六师及教导师,官佐皆上升一级,我也由营长晋升为团长。

7月,我随同第八军全体官兵一道,集体宣誓参加中国国民党。湖南是先有共产党,后有国民党的,国民党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有名的共产党人,如夏曦、郭亮、李维汉、易礼容等。他们都是相信唯物主义的,我们这些军人对三民主义、共产主义都不甚了解。我去问唐生智:“怎么去年入佛,今年又人党?”他说:“佛化党化二位一体,唯心唯物是两极相通的。”我又问:“何以见得?他说:“国民党讲三民主义,主张‘天下为公’,大同世界;共产党讲人类解放我解放’;我们佛教也说‘众生解脱我解脱’,这不都是一致的么?”当时,说得我十分信服。

8月,我随何键师从长沙出发,过岳州后一路疾进。在一次战役中,我带着全团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,冲过城陵矶狭长的新堤,长驱冲人汉阳附近。这时,何键等已策动汉阳守将刘佐龙参加了北伐军,从而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汉阳城和汉阳兵工厂,获得了大量的军械。后来,利用这些军械物资,仅第八军就扩大装备了五个军。

9、10月,汉口、武昌相继被我军攻克,我又随唐生智、何键进军鄂西宜章、沙市,肃清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残余势力,并向巴东、秭归方向戒备。

1927年2月,袁祖铭暗中勾结吴佩孚阴谋偷袭长沙,截断北伐后路。周斓奉唐生智密令,在旧历年关摆下鸿门宴,智歼袁祖铭于常德城。此时,我也接到密令,进驻澧州,相机策应,尽歼了袁军残部,解除了北伐军后顾之忧。此役,袁祖铭的警卫团长许克祥倒戈投诚,被编入何键部下。

1927年“四•一二”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后,何键亦蠢蠢欲动。一日深夜,在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的司令部里,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,决定会后第三天拂晓,将留在武昌的第四军全部解决,并扣押俄国顾问鲍罗廷。当时议定:汉口由李品仙的武汉卫戍司令部负责;武昌由何键负责。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,负责阅马厂地区;当即看好了地形,作了部署。会后,周斓打电话密报唐生智,因此正待按期行动时,唐生智从河南前线拍急电回汉,命令停止执行,并限所有部队于次日集中大智门江岸一带,开往河南驻马店待命,继续北伐到底。

上述几件事情,使我十分佩服唐生智矢志北伐,统一中华的爱国之心;佩服他那除奸务尽,不搞内讧的鲜明爱憎。此时,激荡瑜伽,我虽然已颇具战斗经验,成为能独当一面的第三十五军第三师第八团的团长了,但是,讲老实话,在政治上还是很幼稚的,以致终于在后来迷失了方向。

十年歧途

1927年5月,长沙发生了“马日事变”。反动派“反共驱唐”的阴谋得逞,迫使唐生智“分共”,终于停止北伐。7月,我随军从河南驻马店调回武汉,在汉口广济、武穴一带集中。8月,唐生智坚持东征讨蒋,我又随军开赴九江集中,随即由黄梅、宿松、桐城进入安庆、合肥一带,迫使蒋介石于8月13日宣布下野。

这年11月,李宗仁、谭延闿、程潜又联合起来西征讨唐。我奉命随军撤退。唐生智要求我们在一星期之内,日夜兼程退回湖北忻春。但这时芜湖和安庆已失守,退路已受到威胁,乃绕过崇山峻岭,到忻春集中。由于山路难行,部队疲惫不堪而节节败退。回到武汉的当晚,即听说唐生智已下野,并已东渡日本。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,也非常难过。从此,我像失魂似地不知如何是好。

1928年3月,唐生智所部五个军在退到湖南后发生了分化,除三十六军军长刘兴和十七军军长周斓随唐生智一同引退外;八军李品仙和十三军叶琪投靠了桂系;三十五军何键则为程潜所收容,最后投向了蒋介石的怀抱。我是何键的女婿,自然也只能随何附蒋,还受到蒋介石的礼遇和器重。但在我的内心深处,却一直忘不了唐生智对我的提携培育之情,也忘不了第一个顶头上司刘兴,忘不了良师契友周斓。唐母、周母和我母平日情同姊妹,亲如一家,因而我对唐、刘、周三位就更加眷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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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8年5月,取唐生智、周斓而代之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,突然被桂系军诱至武汉扣押起来,鲁涤平继任省主席。当时,困守湘西的何键与鲁关系不好,蒋介石乃乘机派刘文岛与何键秘密联络,意图去鲁用何。与此同时,桂系为与蒋介石争夺势力范围,亦图争取何键,乃于1929年2月,挟武汉政治分会之权,派李明瑞师偷袭长沙,驱走鲁涤平,迎何键为省主席。何键处于两者之间,左右为难;正在彷徨之际,蒋介石却为稳定局势,顺水推舟,于这年4月正式委定何键就任。何键喜出望外,欣然应命,自此,即在蒋、桂及其他各大派系的夹缝中图存发展,在湖南当了九年之久的省主席。我也以何门长婿、何部主将的身份,走上了歧途。

1929年夏,桂系见何为蒋用,又欲以叶琪取代何键,并从汉口派兵逼近长沙市郊。城内人心惶惶,纷纷逃避。这时,我毫无畏怯,一面维持城内治安,担任最后掩护,将部队安全转移到湘西;一面与蒋介石联络,夹攻进犯之桂军;终于取胜。于是,我部又回到长沙,我也因功被任命为长沙警备司令。四个月后,长沙城内发生特大抢案,在各方面压力下,何键只好将我撤职,叫我仍去做团长,调赴新宁、城步、武岗一带攻剿张云卿。在新宁期间,我做了一件好事:当地国民党县党部为邀功请赏,诬陷该县两个中学校长为“共党”,报请省清乡司令部严惩。我奉命查办。经查证,纯系陷害,乃不予受理。

1929年秋,蒋介石对盘踞武汉的桂系军队实行讨伐,李宗仁在汉口立足不住,派人见何键,要求通过长、衡退回广西,被何键婉言谢绝;只得由宜昌、沙市经澧州、桃源、溆浦、新宁进入广西。蒋介石密令我部就近堵击,我则认为:政局变化无常,今日是敌,明日是友;今日打垮桂系,明日则要吃掉我军;湘桂终属邻省,唇亡齿寒。于是,我命令所部让开大路,只占领侧面阵地,假意佯攻阻击,实际上等于放鞭炮欢送他们撤回广西。其他各路湘军也效法我,只瞒住了蒋介石一人。后来,湘军整编,四个军改为四个师,军长改当师长,而我却由团长晋升为第十九师第五十七旅旅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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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0年初,唐生智在河南接管桂系军队后,第二次兴兵反蒋,密邀何键响应,蒋介石亦派刘文岛来笼络何键。我当时极力主张弃蒋就唐,何键却只佯许之,回电唐曰:“如打到武汉,当响应。”另一方面,又向蒋表示“服从中央”。后,唐生智失败,何键安然无恙。我则挨了何键一顿臭骂,说:“要是依你附唐,则同归于尽,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

1930年秋,长沙被红军攻占。这时,我旅正驻扎在广西全州和兴安一带,奉命回师驰援;红军主动退至浏阳后,杀了一个回马枪,向长沙进攻,并在文家市附近歼灭了何军一个旅;我等只好退回长沙城内,固守了一个多月才解围。随即追击红军至江西萍乡。这时,驻在江西的鲁涤平、谭道源等则利用何键的这次挫折,大肆攻讦,欲取何而代之,他们还联络闲居在南京方面的湖南人士叶开鑫、贺贵严等共同反何,指责他搞封建割据,只重用醴陵人,搞“非醴勿用”。何键吓得不亦乐乎,派我到南京疏通各方。蒋介石此时想利用这些矛盾,以湘制湘,因而仍支持何键任湖南主席,并重新整饬湘军部队,撤换了反对何键的三个师长,任命我接任第十九师师长之职,极力维护何派势力。

1930年冬,澧州被湘西红军贺龙部攻占,我奉命前往增援,并指挥陈渠珍师,罗启疆旅等部收复澧州,迫使贺龙红军退往鄂西。蒋介石乃倾全力“围剿”江西红军,任何键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兼西路军总司令,意欲尽驱湘军人赣,为其效力卖命。这时,我向何键建议,还是要保存本部实力,否则只会落得个“兔死狗烹,鸟尽弓藏”的下场。于是,何键乃留我的十九师为总预备队,滞驻省内,分散在岳阳、蒲圻、衡阳、常德一带,始终不肯入赣“剿共”。两年后,我兼任师党部特派员;移驻平江、浏阳等地,专做后方安抚工作。当时湘鄂边区疫病流行,双方均无战斗。我在后方,接触许多“自新”的共产党,亲身了解到他们之所以屡战不溃的奥秘。于是,也学过他们一些方法,如不准杀人,优待俘虏,保障“自新”人员生命财产等,使安抚工作颇具成效,受到蒋介石的表扬,命我专司此职。这也使我在1931至1933年期间,避免了去江西与红军主力作战,逃避了被歼灭、被击溃的危险。

1933年,湘军大部调往江西后省境空虚、政局不稳,而要新编军队蒋介石又绝不会同意,于是我协助何键将各县地方团队利用起来,以县为单位进行整编,进行集中训练。积少成多,一时竟达到四个师,二十四个团的兵力。经费由全省统一征收附加税解决,军事方面由省保安处统一指挥。我兼任了保安处处长。这无形中增加了何键维持湘局的力量。

1934年11月,湘鄂川黔的红二方面军开始突围,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四省边防区“剿匪”总司令。陈诚规定何键所部负责担任以澧州、石门、慈利、大庸、永顺、桑植、保靖、龙山之线的防守,并规定:如果红军从谁的正面地区突破,则该地区的指挥官有失职之责,将严加惩办。其目的是把带兵官撤职,将部队兼并过去,据为己有。此时我正由庐山暑期训练团受训一月归来。刚结业即率军进发湘西。我的十九师的防地又是最长、最容易被突破的。怎么办?于是我请何键将王东原的第十五师摆在常德一带,靠近陈诚的总部;因王东原与陈诚是保定第八期同班同学,私交甚厚,过从甚密,因而情报较灵,能及时掌握红军动态,能帮助我们湘军各部避实就虚。这时,陈诚自己的部队却被红军在大庸、桑植境内消灭了一旅,并在慈利溪口附近,被红军突破了封锁线。而我十九师等何系部队战线长而守备无虞,受到总部嘉奖。于是,我又擢升为第四路纵队司令,统率第十六、十九、六十三等师继续尾追红军,一直追到云南、昆明,均无差错。在此之前,何键曾被蒋介石撤销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军职,由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升代。此时,却因我的被擢升而使何键又取得了对这支军队的大部分指挥权。

1935年冬,我的纵队到达昆明后,蒋介石即命令留驻不动,藉以代表中央军控制云南,以达到用杂牌制杂牌的目的。这当然是我们湘军很不情愿的事,我乃以请假省亲为名,回湘请示何键如何处置。时值两广酝酿反蒋,与云南也取得了联系。李宗仁、白崇禧派唐希忭来长沙联络何键一同参加,以期共同在西南另创局面;最低限度也希望湖南不要妨碍他们的行动。何键正感军队远处边陲,受人所制,亦思有所活动,乃征询我的意见。我说:“老蒋该反。但唐生智都反不倒他,两广又有何能耐?要他们搞出一定规模,我们才好表示态度。”何键深以为然,乃派我以回防云南为幌子,顺道去桂林一探虚实。于是,我于回长沙后第三日,即乘自备汽车前往广西。李、白派人迎至黄沙河;我又乘专机经柳州到南宁,向白崇禧转交了何键的亲笔信。李、白决定派李品仙、唐希忭陪我再次同机返湘,与何键再作进一步商谈。而何键乃一面派我与之周旋;一面通过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向蒋介石告密。不久,两广事变终于被蒋介石解决,我周旋于两者之间的事也被老蒋发觉。一天,蒋命顾祝同转知我到广州去,我十分惊慌,不知所措。幸亏何键在蒋介石左右极力疏通,终于逢凶化吉;不但未加斥责,而且说我迷敌有功;并在广州受到蒋介石的亲自召见。尤感意外的是:还获准将部队调出云南。不过,不是回归湘省,而是开赴江浙。从此,湘军正式脱离了何键的节制,而由刘建绪直接指挥,军队的命运则全由蒋介石来亲自主宰了。

八年抗战

1936年10月,我部奉调从云南到达浙江嘉兴、建德、桐庐一带待命。这时,经过三次反蒋后的唐生智重新参政,担任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,专门筹划抗日准备工作,在京沪一带负责督修三道防线。我有机会常和他见面,在他的影响下,主动参加为抗日救国的献机典礼。但这时的蒋介石却主张求和,强调所谓“攘外必先安内”,并与日本人签订了“何梅协定”。

12月,西安事变发生,全国抗日情绪进一步高涨;蒋介石从西安回南京后,背信弃义,扣留张学良,仍想坚持内战,令我担任闽赣边区绥靖区指挥,在浙东围攻红军刘英的部队。但我也不再俯首听命了,只在温州一带与刘部相持了九个多月,并无战事。蒋介石鉴于人心、军心对他不利,为统一高级军官思想,又一次在庐山举办暑训团,我再次参加“受训”,并担任教育组将官队连长。受训期间,我们在训练总监唐生智的带动下,整日的话题都是抗战、抗战。大家一致认为:国家已经到了不战则危,不战则亡的紧急关头了。

1937年7月,卢沟桥事变发生,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。我立即奉调回防,离开暑训团,到温州与刘英所部取得了联络;从此、双方消除隔阂,一致抗日。旋即率部到宁波集中,担任镇海一带的防卫工作。此时,我被任命为第七十军军长,但实际兵力仍只十九师一个师,仍由我兼任该师师长。

1938年5月,蒋介石令七十军的两个师集结金华,然后车运武汉,参加武汉保卫战。6月初,又由武汉开赴麻城、英山、罗田一带赶筑工事;7月,又急调十九师驻防九江,重新构筑新的防线,一二八师则在九江东西两侧布防。此时,梅正彬先生介绍共产党人陈希周来我部工作,同来的还有朱江户、许德瑗等一大批爱国青年。我令他们到湖南长沙成立七十军干训班,因为大战临近了,我估计又将有大量伤亡,亟需加速培训后备军官力量,才能坚持长期作战。这时我已作好了长期与敌寇周旋到底的思想准备。

7月下旬,日寇中支派遣军畑俊六大将的一〇六师团向我部防地进犯。他们凭借海空军绝对优势,一举攻陷了湖口,随即疯狂轰炸九江。我利用原已筑好的防地,赶赴庐山以北马祖山,阻击登陆之敌,以掩护集团军主力转移。我率部连夜赶去,抢占阵地,英勇阻击了七天七夜,始终未让已经登陆的敌寇部队前进一步,同时迫使敌军登陆的炮兵在狭窄的稻田里施展不开,从而保障了慌乱不堪的各路友军主力陆续撤离。

与此同时,我还命令十九师派出部队支援一二八师完成阻击任务。因为一二八师原系湘西陈渠珍的土著部队,素质差,武器差,师长顾家齐缺乏作战经验,一遇伤亡即溃散后退,以致被敌包围。该师向我军部求援,我立即派出一个营的兵力,将他们救出重围。事后,陈诚趁机将顾师长撤职查办,一二八师的番号也随即被撤销。这本是他们利用抗日消除异己部队的一贯手法。不仅如此,陈诚还将其嫡系部队预备第九师张言传部,拨归我的七十军建制,其用意并不在补充我这支杂牌军,而是为了日后取我而代之,让张言传担任七十军军长,把我这支部队连根儿拿过去。

7月底,敌一〇六师团主力在空军掩护下,沿南浔线南下,企图一举突破张发奎所属粤军军团长李汉魂的阵地。李汉魂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,不顾十九师在完成马祖山阻击战后尚未休整的情况,强令我们星夜驰援并立即接替粤军一五五师在金官桥——沙河之线的守备任务,而将一五五师调作军团预备队。当时,我不得不以大局为重,二话没说,即行换防。当即发现原阵地布署欠妥,主阵地兵力过于集中,徒招伤亡,势难持久。于是,立即改变部署,将原来的主阵地改为前进阵地,另立新的主阵地于高处有利地形。

当日,敌军来犯,误认我前进阵地为主阵地,连续几次进攻,均被我交叉火力网所制压,使敌人伤亡很大,前进不得。次日,敌飞机大炮仍集中火力轰击前进阵地,并以小部队佯攻试探主阵地火力点;我命令各部星夜调整加强阵地工事,并命令陆承裕率迫击炮营转移至侧面高地——鸡窝岭,建立火力点,居高临下,杀伤敌军。因此坚持数日,前进阵地失而复得者再,伤亡惨重,阵地却始终在我们手中。五十七旅旅长庄文枢被敌机炸伤,我即令一一四团团长周崑源升代,继续硬抗。

面积,可以让裤裆线不会凹陷进去。去吧,也就没有尴尬了。瑜珈裤子尽量选择深色,比如黑色、灰色、蓝色,这样有了瑜伽,日常生活中假装运动或者休息一下。你可以穿西装出门。3.瑜伽裤主要由棉或麻制成,因为棉或麻具有良好。

这时,阵地上敌我遗尸很多,正值酷暑,臭气刺鼻,令人呕吐。敌人陆空占优势,我军只有等到晚上才能向阵地送饭送水。白天只好吃馊饭,喝凉水,甚至饿着肚皮战斗……其实,此时的前进阵地已成焦土,已失去对主阵地的掩护作用,不必再为此争夺而消耗过多的兵力,但李汉魂却不顾实情,三令五申:“失去前进阵地,即以军法从事。”我们只好硬着头皮,拼命死守;又经旬日,敌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。当时,从敌军弃尸衣袋中发现了一本日记,上面写道:“几次进攻中,庐山上的迫击炮弾如雨点般从天而降,皇军大受威胁,伤亡惊人”。由此可见,居高火力点对这次防守发挥了决定作用。

直到8月中旬,敌人为排除我鸡窝岭高地的威胁,派兵三路夜袭迫击炮营,当即被我发现,一一将他们击退;而冒死突入之一部敌军则被重重包围。当晚,他们三次企图突围下山,均未得逞;至天明,寂静无声,我命人冲入搜查,才发现敌人已集体毁枪自杀。其中一人重伤未死,瞪眼不语,踢打再三,亦不发一声。

由于战斗日久,各团伤亡惨重,兵员锐减,我决定进行阵地整编;并将主阵地五十五旅旅长唐伯寅调上庐山指挥。最初,李汉魂还是不同意如此调整,我坚请李汉魂上庐山实地察看,才迫使他不得不予以批准。

8月下旬,敌军利用雨夜重雾,派500人分八路偷袭上山,顽强仰攻,发生肉搏战,我军体力不支,伤亡惨重。某连长临阵脱逃,被唐旅长当场派人抓回,就地枪决,才稳定了阵脚,转危为安,继而击溃了来犯之敌,并缴获了许多战利品。而打到这时的十九师,元气大伤。已伤亡了旅、团长3人,营长12人,连以下官兵数千人。上海会战结束,全师还存战斗兵1500余人,后经补充满员。参与庐山之战后,则全师只剩780余人了。在这种情况下,不得不向最高当局报告实情,蒋介石严令李汉魂的一五五师接替阵地,我才率余部退至修水南岸整补。

这一战役,我师从7月26日打起,至9月4日撤离,共计坚守了41天,始终固守阵地,未被突破;由于战功卓著,受到蒋介石的传令嘉奖。陈诚见其嫡系部属取我而代之的企图落空,乃将预备第九师调走,另以杂牌军八十师拨归七十军的建制,仍隶属第三战区管辖范围。

1939年初,我又率部参加了南昌战役;然后调至湖北驻防。这时,陈希周所训练的干部已毕业,均参加到部队从事政治及军事训练工作;我请他们继续招收一批干部,随军集训,随时增补。这年秋,我部又参加了湘北第一次会战,战后调赴崇通敌后活动,在岳姑山地区打了两个多月游击战,然后又调赴赣北,在上皋、罗田参加了上皋会战。部队在元气未复的情况下能如此辗转作战,可以说:全赖陈希周带来的这批新生骨干的支撑。但是,蒋介石却于此时秘密发布了“限制异党活动的指示”,因此,上峰对马子谷、陈希周、朱江户等人追查甚急,我以军长名义亲自为他们进行申诉,并负责担保他们绝无不轨言行,因而又维持了一阵。但不久,在我部参加进攻南昌的战役之后,上峰对他们三人的追究更急了。我决定让陈希周到重庆参加李济深的战地党政委员会,想从那里取得合法名义后,再回三战区工作;马子谷也到重庆担任七十军办事处代表,以作掩护;朱江户则仍留部队。这样安排之后,又暂时相安无事了一段时间。

1940年春,陈希周由渝返赣,留居上饶,拟赴福建崇安探亲,我派一亲信副官护送他。谁知行至离崇安30里处,被人用劫车方式,将他及副官一齐枪杀了;并劫走公文、手枪,其余人等则原车开回。我闻讯大惊,即派军部秘书,即当年由陈希周推荐来部的营长去收殓,方知全系特务所为。一位忠诚的抗日志士终于未能逃脱他们的毒手。这件事使我十分气愤,但亦无可奈何。为了安全起见,乃令朱江户离开部队去桂林暂避,并妥善安置了陈希周家眷。这使蒋介石很不高兴,又将我调到重庆党政班十三期再“受训”一个月。但受训期间抓不到我什么把柄,只得仍让我担任该班大队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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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1年初,福州失陷;我已重回部队,乃奉命驰援,一举收复了福州。但立了战功之后,却遭到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嫉妒,他将七十军的建制作了较大变更,全军只留下第八十师,而将第十九师编入了二十六军,还解除了我的军长职务,将我明升暗降,调到第二十五集团军当副司令;而该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早就对我有防范之心,凡事不与商议,以致我竟日闲居南平,无所事事。

1942年,战局吃紧,敌寇攻陷湘赣全线。顾祝同迫于用人之急,又派我出任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,到湘东指挥作战,负责湘赣路正面防守。于是,我率部参加了衢州会战。这一仗,我又不辱使命,终于坐稳了集团军总司令这把交椅。从此,嫉妒我的人也不敢轻易再来挪动我了。不仅如此,还因我屡建功勋,已成为三战区主力之一,于1944年被增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候补执委。

1945年,我又奉命与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作战。当时,上峰命令中说:新四军勾结日寇进犯湘西,严令我部驰援以收复失地。其实,日寇只是在新四军后面,并无动作。但军令如山倒,我不去不行。经与新四军遭遇和激战两次后,我部即被击溃,退至临安休整。这使我深刻意识到:一支屡战不殆的抗日队伍,在共产党军队面前,竟一筹莫展,一触即溃;可见,师出无名,即无斗志。而不久,日寇对湘西发动大规模进犯,我部又重整雄姿,英勇抵抗;虽与敌军长期周旋,却经久不垮,一直坚持到了这年9月,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。

日本投降后,我即奉调到浙江余杭、武康担任杭州外围警戒。10月,奉命复员。三战区四个集团军总司令被取销了三个,被取销的都是非黄埔系的杂牌军司令,我自然也不例外。当时,总部限各集团军于1946年元月结束完毕,并调我立即前往南通第一绥靖区报到,任副司令。我气愤已极,拒不到差。自思抗战八年,我从未离开战场,如今功成之后,即被一脚踢开,真是兔死狗烹,鸟尽弓藏,令人心寒。

这样的监视工作干了一个多月之后,感到实在无聊,乃请假回重庆,再不复还。但随即又于9月被派往青岛监视。干了一个月,又请求回分团,终于卸脱此视察组长之职,调国防部任中将储备参谋,却仍兼视察人员训练班主任达两月之久。年底,当局发表我为阜阳第十四绥靖区司令。因我已对军事工作毫无兴趣,对内战尤觉厌倦,乃仍然采取老对策,迟迟不去赴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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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年3月,我在当局严令督促下,到阜阳赴任,只三天即被解放军包围,守城军队只一个新编旅,根本无法应战,幸亏援兵赶到,我才未当俘虏。围解后我坚请辞职。7月,该绥靖区也不得不结束了,我被调到总统府任中将参军。后来,在唐生智影响下,弃暗投明,积极参加了湖南的和平起义活动。

起义前后

穿瑜伽裤的番号176

我们到南京后,即由唐生明安排,住在宪兵司令张镇家中。一星期之内,唐生智三次见蒋,劝蒋与中共言和,但蒋对他始终言不由衷,敷衍应付,结果不欢而散。在这段时间内,唐生智兄弟不但做了我和张镇的工作,而且串通了别动队司令周伟龙襄助起义。这件事不慎被蒋介石特务察觉,加强了对周伟龙的监视,逼得唐生智匆匆离开了上海,回到了湖南。行前,唐生智已与中共上海市委吴克坚及地下民革代表取得了秘密联系。决心回湘南自己于起来。

时值1949年初,李宗仁已代行总统职权,亲到湖南征询和谈意见,程潜表示赞同;李宗仁、程潜各写一信托我面呈唐生智。于是,我与荆嗣佑同赴东安,见唐面谈。唐生智对李宗仁的和平真意表示怀疑,对我说:“你回去对德公搭个口信,只要他接受中共八条,我就全力支持他。对程颂公也是如此。我已在湘桂边境上和一些地方武装联系好了,如果程颂公不动,我就在湘南单干。我和刘兴、周斓在湘南还是喊得动很多人的。”唐生智此时阅读了不少的共产党书籍,明确了“党指挥枪”,“既往不咎”等道理,他还请身边秘书吴立民对我讲了什么是马列主义。使我懂得了许多政策,从此进一步坚定了起义的决心。

我回长沙后,首先向程潜汇报了唐生智的态度,使程潜增添了信心。接着,我又赴南京向李宗仁转达了唐生智的口信,并留在南京等候和谈消息。一直等到4月1日,和谈代表团オ得成行。4月中旬,黄绍竑从北平归来汇报,李宗仁最终拒绝在和谈纪要上签字,我方知李宗仁果无诚意,和谈终于破裂,于是连夜经上海飞往香港,转回长沙。

1949年5月1日,唐生智在地下党授意下,应程潜之邀,偕同刘兴、周斓、冯天柱等到长沙,促进湖南地方的和平起义工作。程潜、陈明仁和我等二百多人到车站迎接,并商定由唐生智出任湖南人民自救会主任委员,我和周斓等皆为委员,刘兴任永宝警备司令。此行极大地推动了全省和平自救活动,各县市纷纷成立自救分会。唐生智为防止一哄而起、鱼目混珠,让我和周斓、刘兴等秘密在长沙祁阳等地重点筹建。但是,由于白崇禧自武汉撤退到长沙,指责和平自救会“为共匪张目,做共党应声虫”,勒令解散;这些自救分会也随即转人地下活动。唐生智、周斓和我等则被迫连夜离开长沙。

这天晚上,我亲自开车送唐生智到邵阳,唐生智继续留在邵阳宣传和平自救运动。这时中共湖南省委派刘寿祺赶来邵阳,催促唐生智立即转回东安,组织地方武装,截断湘桂线,阻击蒋军。唐生智欣然同意,并命我亲自开车送刘寿祺回长沙。

那天清晨3时,我即起身将汽车发动好,等候刘寿棋上车后,即朝长邵路疾驰。到濂桥镇关卡时,我要开快车冲过去,刘寿祺说:“不行!现在只能缓缓行车,让他们看清车头上警备司令部的通行证,方免麻烦。”过卡后,刘寿祺才说:“现在可以开快车了!”我一一照办,丝毫没有一点高级军官架子,完全服从指挥,这使刘寿祺深受感动。

7月,白崇禧在长沙大搞白色恐怖,程潜受到胁迫,行动极不自由,我也只得暂去香港回避。一天,在街头偶遇章士钊,他说:“快去电告颂公,毛主席有话托我带给他,只能当面说。我体弱,不能亲自去,也怕人注意,只能请你去催颂公速派要人来港面谈。”我连忙急电告程,并随即赶回长沙,催程潜派程星龄、刘岳厚到香港。

当时,长沙处于白崇禧直接控制之下,特务到处抓人,搞得鸡犬不宁,人人自危,我乃向程潜、陈明仁建议,加强警备司令部的人事配备,以对付特务。并推荐旧属宋英仲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,与其他起义将领一起,共同配合,局势才稍见安定。

7月中旬,我带领几个旧属去东安帮助唐生智组织湘南起义。路过邵阳时,又会见了刘寿祺、张凡等同志,他们也是去东安协助唐生智筹划湘南起义的。这时,程潜也到了邵阳,要我速去东安,催唐生智来邵阳和程一同回长沙通电起义。于是,我再次到达东安,唐生智当即指着各地起义武装的联络代表说:“我一走,他们就会群龙无首呀!地下党已派人来,叫我组织湘南起义,我要是一个人走了岂不影响这一计划么?至于通电起义的事,我完全赞成,请颂公全权处理。请您或生明代我签名就行了。不一定要我亲自到场。我这个人从来只重行动,不讲名义。”于是,我回报程潜,再三讲明唐生智不能抽身的苦衷,程潜感到有些沮丧。

7月29日,程潜离邵阳回长沙,留我在邵阳维持局面。谁知程潜一走,邵阳即乱。次日,我亦赶回长沙,会见了程潜和秘密进城的中共和谈代表李明灏。当晚,程潜又对我说:“还是回邵阳去。因为已迁邵阳的长沙绥署决定撤销,改为湖南绥靖司令部,陈明仁任总司令,你任副总司令。速去办理撤销和善后工作。”我晓得此去凶多吉少,但还是服从命令,立即动身。

8月1日,我临时找了凌琦同去邵阳。行至中途与邵阳警备司令魏镇通了个电话,方知蒋介石正派黄杰、邓文仪在邵阳召集师以上军官谈话,准备对抗起义。魏镇劝我暂时不能进城。但不去又不行,于是一直等到当天傍晚黄、邓离开邵阳后,我才驱车至邵。第二天,即匆匆结束了绥署的撤销工作。

8月4日,程潜、陈明仁通电起义时我还在邵阳,而邵阳驻军成刚所部叛变了,在河对面向城里开枪。我与魏镇、彭杰如及中共方面联络员等人商量后,决定于5日晚将起义部队撤到城外,向长沙方面靠拢。晚9时,到达荷塘,与师长汤季楠会面,他是同意起义的,乃率部往濂桥方向集中,沿公路撤往长沙。没想到路遇18辆装甲车迎面阻截,我们才发现又有大量部队叛变。驻湘乡的一个军也脱离了起义。于是,我们决定将部队调离公路线,向田心、娄底方向集结待命。谁知在田心又发现大批反动军队涌来,秩序更乱,并与我所率部队发生了遭遇战。不过反动军队如惊弓之鸟,一触即溃。而我们这时已接到长沙回电,信心陡增,一路排除阻扰,直奔长沙。终于12日到达宁乡。短短的一段长邵公路,竟走了七天七夜,这对我和所率部队的起义意志,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,这是一次冲破黑暗走向光明的艰难进军。

我到达长沙后,恰逢程潜、陈明仁要到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,于是,将一支刚刚起义而建制极其混乱、思想极其复杂的部队全交我主持。当时,也只有我能挑起这副重担。这也是我生平第三次带领烂部队了;但这一次,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,所以四个月即胜利地完成了在浏阳整训的历史性任务。

起义后我被安排在中南军政委员会任参事,后调北京全国政协工作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我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。晚年与老妻何玫过着安定舒畅的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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